[59]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214页。

）]韩非又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这一切当全力关注，而不可须臾松懈。所谓法，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术与法，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皆君上理政之利器。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偌大一个国家，凭君王一人之耳目，难以听清辨明。其实，宋明理学在努力培养人们对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方面，大量援引佛家的精神资源，不仅心学，程朱理学同样也是从佛学中吸取很多东西为儒学构建新的道德形上学基础提供思想资源。

但是要想从外部世界事事物物中，尤其是如果要想从自然界万物中发现这种神秘的天意、进而认识作为道德终极本源的天理，那就只有依靠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理性思维。儒学与其说是一门知识学问，毋宁说是豪门望族身份的一种装饰、一种用于贵族身份自我炫耀的奢侈品。之所以我们很多人感觉不到自己的本心，意识不到自己本心所蕴含着的天理，是因为各种私心私欲、杂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气禀）导致本心被遮蔽而不得彰显。二是在培养对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方面，提出一套功夫论，其中吸收了佛教的一些做法，努力将儒家道德信仰化。

这个功夫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良知是每个人都先天具备的判断善恶是非的道德本能，只要我们能够发扬良知，就能回归本心，彰显天理，成为圣人。宋明时期中国商业文化勃兴，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尤其在明代江南一带，这种商业气息浸染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追逐物欲的市井文化流行。

物极必反，清教对人们世俗生活的过度管控、尤其是对世俗社会的娱乐、享乐活动的严厉禁止激起了民众对享乐、娱乐的更大的兴趣和对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如果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当成一种信仰，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那么，象程朱那样的即物穷理、理性认知的路径，不一定能培养起这种信仰。因此，不仅是士大夫之类的社会精英，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别无选择，只要不愿被打入禽兽之列，就不得不老老实实接受和践行儒家那套成圣成贤的道德价值、自省功夫和礼教规范。朱熹甚至坚信天下万物乃至一草一木都有天理，也就是说即使是草木之类也都体现着、内涵着某种源自天的道德秩序或者神圣的道德理想，都要我们去格，去认识。

就现实化而言，心学走平民化的道路，把原来高高在上远离人间烟火的道德说教拉倒凡夫俗子的生活之中，使之成为人人都可以践行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朱熹的学说被官学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和僵化，变成教条，人们也只拿它当科举应试的工具而已。毕竟信仰问题是不可以以知识化的路径来解决的，正如研究宗教的学者不一定自己就信仰这个宗教一样，熟读儒家经典的人也未必真心信仰儒家的道德理想。一个人皈依某种信仰，绝不是因为认真学习或研究了这种信仰所表达的学说、教义之后，觉得有道理，然后才信奉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很自然地会将个体的主观道德意志赋予外部世界，以道德化的思维来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秩序。当然，致良知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每个人经常不断地对标对表儒家道德理想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地克制乃至消灭一切私心私欲，这样才能彰显本心。

这场自我革命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内容上，为儒家道德理想提供新的形上学依据，夯实儒学的知识、学理根基。从致力于、献身于世俗的事业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从中获得宗教救赎，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进入专题： 理学 。进而，读圣贤书、学习儒家典籍，对于很多读书人而言，也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功利色彩，不是真的为了追求儒家的道德理想、实现内圣外王（内的方面是成圣成贤的自我完善，外的方面是济世安邦、造福生民），而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谋取个人光明前途而已。无论是清教徒得势的英国，还是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国，都严厉管控社会生活，严格限制乃至禁止民众的世俗享乐活动。大概就因为王阳明缺少这种文学家的想象力和艺术思维，无法从竹子身上感受到某种合乎儒家理想的道德品格。一、儒家清教运动的背景：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危机以欧洲近代早期的清教运动为代表的这类传统信仰及文化价值体现的自我革命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绝非仅有。同样公开地秽乱宫中的皇家女性主角还有南朝宋的山阴公主。

总之，理学认为人的心性与天相通，禀受天的性徳。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心学主张即使是普通人，乃至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愚夫村妇，也同样可以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这种解释无疑大大简化了普通人皈依信仰或文化价值的途径，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接受这种信仰或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行的捷径，而且也打破了传统的信仰体制、精神文化体制那种高高在上、远离大众、脱离人间烟火的僵化状态，有利于肃清传统体制注重各种繁文缛节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病，比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腐化堕落等等，并将那些利用信仰、文化价值的话语权谋私利的名利之徒驱逐出去。

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清教和理学都是绝对不宽容的。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即物穷理，就是幻想从事事物物之中去发现天理。

而且正如上面所说的，在传统中国社会，宋明理学的心性学说很容易与等级制度相结合，导致成为让人们安于各自的等级地位的一种精神麻痹术。因为哥白尼革命是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革命，相当于是将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从人的自我中心转向以人之外的太阳为中心。后来，随着清教政治上的失势及对社会管控的弱化，人们纷纷抛弃清教的各种限制，公开追逐世俗的享乐生活。所以，非得说清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只有事实上的关联，而这种事实上的关联也仅仅发生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会发生在比如中国这样的东方传统社会里。

而且它们都借助于权力——或者是教权，或者是皇权，或者是家族权力、社会暴力（传统、习俗、舆论之类的力量，也即多数人的暴政）来强行推行其信仰或道德理想。它是一套理性的道德知识，而不是汉儒那种完全利用数术、迷信、谶纬之学，用迷信方术牵来强附会地比附儒学经典，将儒学庸俗化。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汉末到隋唐之初这段时间里儒学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儒家鼓吹的那套纲常伦理普遍不受信仰，人们在内心里根本不把君臣父子这套伦理看得多么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一旦面临权力的诱惑，有能力的人尤其是权臣、皇族成员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纲常伦理，为争夺皇权而该出手时就出手，甚至连父子兄弟的亲情也被弃如敝履，宫廷内部乱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此还炮制了刘邦斩蛇起义的神话故事，把刘邦塑造为真龙天子。

理学所谓的理或者天理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照理学家的理解，理或者天理既是道德本源又是客观规律。但是程朱理学却硬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天理既是道德本源，是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原则、道德秩序的形上学依据，同时也是事事物物存在与运行的内在的客观规律、原理。

这一套儒家道德理想的平民化践行路径，尤其是只要个人自己身体力行并时时努力内省，即使不读书、一字不识也能成圣成贤的主张，不但打破了传统上由于儒家文化资源被世家大族垄断、普通民众无缘接受儒学教育和学习而导致儒家道德理想远离社会民众的贵族化局面，使儒家道德理想开始平民化，走向广大普罗大众的世俗生活之中，进入千千万万村夫愚妇的心中，而且也有助于扭转科举考试制度造成的把读圣贤书庸俗化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进而导致儒家道德理想受到腐蚀局面，有利于克服崇高的道德理想被功利化、庸俗化乃至腐败化的危险，使儒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而不是纯粹的知识，其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就个体化而言，心学强调个体自身努力对于成就儒家道德理想（成圣成贤）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意义。而陆王心学则是以个体本心对外在的天理进行革命，相当于是将对世界、宇宙的认识从人之外的中心转向人自己为中心。不过，更准确地说，这应该算是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只能跟随风而摇动。清教运动导致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陷入基督教的宗教极端主义狂热之中，引发一系列残酷血腥的宗教迫害、宗教战争。

这里历来也是士人麋集之处，一向自诩为社会道德标杆的士大夫阶层也未能免俗，在满口仁义道德的外表之下，士人同样热衷于追求物欲享受，迷恋声色犬马，放纵情欲。理学之前的儒家传统上倾向于认为普通民众是做不到圣贤那种境界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苛求普通民众去践行圣贤道德。

而职业生活无疑是民众社会生活、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和场域之一，职业伦理也必然体现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信仰，任何一种信仰（宗教的，或是道德的）都必然会在人们的职业伦理观中得到体现。总之，信仰的形成必然是一种非理性的精神养成，而不是理性的认知、学习活动。